张忠成：试论基督教的社会关怀使命

    基督宗教[1]是一个提倡博爱的宗教，是一个讲伦理道德的宗教，是一个积极提倡关怀社会问题的宗教。而且基督教的社会关怀问题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不仅在观念上被重视，而且在社会关怀的范围也越来越宽广和全面。我们应该按照圣经的真理、基督的教导、教会的优良社会关顾传统和社会本身的需要来思考和从事教会的社会关怀事工，真正让教会能够成为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让众人看见教会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上帝。

本文所要阐述的是基督教既有从圣经真理、从耶稣基督的训导、从不同教派的教会传统而来的社会关怀的使命，也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断拓宽基督教参与社会关怀的方法和途径。当然还得注意到如果可能的情况下要使基督教参与社会关怀的时候应该有从圣经和上帝而来的纯洁的动机，这样就可以使基督教的社会关怀事工真实地弥补整个社会关怀事业中的不足。

    基督教的社会关怀在当今的时代中已经被广泛地重视了，尤其是在全球化发展越来越烈，在新的正在实现的世界新秩序的背景下，谈论社会公正、社会关怀等已是一件非常时尚的事情。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教会就社会关怀这一大课题和实际的见证还需要很好地去思考和把握。一方面是因为就社会关怀这一件事对中国的基督徒来说毕竟是一个产生不久的事物。另一方面，中国的基督徒需要把握社会关怀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说实在的，社会关怀是一个内容相当丰富、同时又是一个非常敏感和复杂的问题。社会关怀基本上可以分为社会服务和社会公正两个很大的领域，这两个领域的范围又是非常广袤的。社会服务几乎是任何一个力所能及的教会和基督徒都乐而为之的事情，比如：扶困济贫、治病救人、赈灾助学、修桥铺路、各类基金会等等，多少年来基督徒和教会乐此不疲，已经是世人皆知的佳话了。

    谈论社会关怀和实践社会关怀其实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原因当然有很多，比较明显的有这样一些：一是对社会关怀的主体来说，比较松散，没有比较集中的意见。二是就社会关怀的对象而言，基督教所要关注的社会问题是相当庞杂的：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伦理、环境、科学技术、战争、核能、国际债务、贫困、种族关系、族群关系、土地改革、暴力、婚姻家庭等等。西方社会所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在教会关注的范围内，在中国，基督教也不应该是表现出世人皆浊唯我独清的高傲姿态。我们应该按照圣经的真理、基督的教导、教会的优良社会关顾传统和社会本身的需要来思考和从事教会的社会关怀事工。真正让教会能够成为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让众人看见教会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上帝。

    耶稣基督非常重视社会关怀的事工，而且也树立了关怀社会所有问题的美好楷模，不仅有很多的训导，也有很多美好的见证。有一次一位律法师来试探耶稣问他在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时候，耶稣就对他：“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参太22：35-40）也就是说，在耶稣的心目中爱上帝和爱人是最大的律法，而爱上帝一定是通过爱人来见证出来的。耶稣的观念在新约的其他书信中也表达出来了，就如在《约翰一书》4章20节说：“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

    耶稣在登山宝训的“八福篇”中也有讲到关于关怀的信息，至少有五个福气是与社会和周围的人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参太5：3-10）耶稣所讲的话语中有些是在人的心态上需要调整、有些是在具体的品格上实践出来的见证，而这一些见证正是基督教关怀社会、关怀周围的人所需要的。

    耶稣为了达到帮助人的目的都可以不顾犹太人安息日的规定，耶稣经常会在安息日给人医病赶鬼。有一次耶稣在会堂里，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想要控告耶稣就来问他：“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参太12：9-13）这里非常明显的就给我们看到，在耶稣的心目当中及时真实地关怀人的需要比守住一些陈规缛习更为重要，而且任何的“理论”都是要为人而服务的。耶稣也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2]来帮助人认识到实际的行动比理论的说教更为重要和蒙上帝的悦纳。

    虽然就教会历史来说，关于社会关怀的问题在西方教会中也是在19世纪后期才发生的事情，但是就其传统和理论根据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的。而且不同的基督教的派别都会有一些对社会关怀的论述，不同的教派都希望通过积极的探讨来帮助教会如何去合理的开展基督教社会关怀的事业。在欧洲是以卡尔·巴特为代表的神学和在北美以莱茵霍尔德·尼布尔为代表的新正统神学为教会关注社会问题提供了伦理神学的依据。他们的核心观念认为，上帝之国与罪恶的世界存在的每一个时刻都有辩证的关系，它既对罪恶世界进行审判又以更好的方式思考每一个有关正义的问题，不承认这一点，教会的神学理论将是不足和危险的。也就是说教会中的任何理论总是要起到改善世界和社会的作用，给社会的正义带来帮助，不然，教会中的理论就失去了该有的价值。所以在教会历史上，1948年以前，基督教生活与事工运动就自然成了西方基督教关注社会事务的论坛和纽带。虽然东方国家的教会在社会关怀上起步较晚，但是一个敏锐的教会都不会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至今为止，大部分的教会都开始以声明和宣言的方式表达教会对社会问题的立场。

    就罗马教会来说，认为关注人类的命运、革新社会是合乎人性的。教会关注社会事务，是因为社会、经济、政治领域的问题有伦理层面的意义，因此，在教会看来，这些社会、经济、政治领域的问题也是道德问题，道德问题自然是教会团体职责范围内的事，所以关注社会是教会使命的一部分，哪怕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大使命中也包含了这样的内容。

    关于基督教的伦理神学，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上虽然直接提到的地方很少。但是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在许多地方谈到教会的信仰和生活，其中对伦理神学影响最大的是“教会学”。《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之“教会如何帮助社会”一节这样说：“……基督委托教会的固有使命并非政治、经济或社会性的；基督给教会预定的宗旨是宗教性的。但由宗教性使命中出发的教会的任务、光芒及神力，对依照天主的律令建立并加强人类社会的大业，颇多贡献。同样，如果地区及时代的环境有需要，教会自身亦可以，甚至应当创办慈善事业，以服务人群，尤其以服务贫困者为目标。……对人类替自己，业经并正在不断建立的各式组织内，所有真理、美善及正义因素，大公会议同样予以重视。教会宣布只要在教会权下，并符合教会使命的事件，教会都乐意帮助并促成这些组织。教会热烈希望着是替人人的福利而服务，同时能在承认个人、家庭基本权利，以及承认公共福利之急需的各式体系中，自由发展自己。”[3]《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的第69节中这样说：“补助家庭及社会的服务机构，应竭力予以推行，尤其有关训练心神及教育的机构。不过，应注意别让国民养成对社会漠不关心的惰性，或拒不接受公共责任而不欲为社会服务的恶习。”这也是教会关注社会问题的一个表现。

    在希腊正教的伦理神学中也有涉及社会关怀的论述。因为东正教的伦理就是“团结伦理，社会伦理”。教会的社会伦理和公共道德并不是要“改进”或者“改革”团体生活的状况或个人的道德品行，“它的目的是为让生命在个人自由的无限范围里运行”。他们主张教会是一个见证的团体，而且可以通过教会中圣餐的礼仪自然以神秘的方式对经济、政治、工作和家庭生活、公共生活结构产生有益的影响。教会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吸引其他人员合一了解教会内存在的精神之美。所以他们认为，耶稣基督的真理，无论是神学还是道德，是要让人“捕捉的”而不是由人“传授”而已，是要让人“模仿的”而不是只供应人去“解释”或者“说教的”。这一些观念是很能支持基督教的社会关怀事工实践的。

    基督教新教的各派也是十分重视伦理神学的发展和实践，大部分教派都坚持教会应该效法基督，长期保持基督徒对社会应尽的责任。教会要恪尽职守，不断支持教会里的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尽到接受洗礼时所承诺的为上帝和为人群服务的责任。教会总是鼓励信徒在爱邻舍、要关心上帝的创造，在破碎伤痛的情形下提倡正义和仁爱、在冲突的地方缔造和平，遇到妨碍人履行自己职责的歧视现象和麻木不仁的冷漠状况时，要和别人一起行动起来予以改进，要在社会中间培养健康、审慎、有创造精神的公民意识和公共服务精神。而且教会的美好见证是对上帝在圣经和圣礼中给予基督徒的爱的回应。正如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曾经讲过的话：“面包和酒，基督的体与血是爱的圣事。因为你们得到了爱的支持，所以你们必须反过来对基督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爱和支持。你们必须悲伤地感觉圣经里所讲的基督所遭受的侮辱、基督国所遭遇的苦难和遍布世界各地无辜者感受的不公正磨难，你们必须斗争、努力和祈祷——如果不能做更多的事情——内心要充满同情。”

    今天的中国教会也不例外，是相当重视教会应该有社会关怀的使命和实践社会关怀的见证。鼓励信徒要做光做盐、荣神益人。在不同的神学研讨、不同的教会刊物中都可以反映出来，就如今年的《天风》杂志中有一段话语说到：“……基督徒的文化使命，跟基督徒的道德责任一样，也是不可推卸的。因此，千万不要把基督徒的属灵追求与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和社会关怀对立起来。祈祷是神所需要的，行动也是神所需要的。”[4]当然还有许多具体的表现，就如：举办敬老院或老人公寓、举办儿童自闭症康复护理中心、抗震救灾、扶贫帮困、修桥铺路、牧养辅导心理咨询、设立各类社会公益基金会，等等这一些都是基督教关怀社会的优良传统和见证。

    一般来讲，教会和基督徒在从事参与的社会关怀事工可以分为几类。一类是社会服务，这一种方法是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几乎在有基督教开始的时候就有了。在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见证，教会历史的发展中也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比如罗马帝国时期的教会发展很快，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教会中的基督徒能够彰显出爱心的力量。18世纪英国极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吉朋（Edward Gibbon，1737-1794年），写了一部史学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在这部书中，他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描述基督教的发展，说明基督教在当时文化转变中的重要性。其中讲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原因就是基督徒彼此相爱的团契生活，这个对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真是有很大的吸引力。当时的教会没有什么有形的组织及架构，但信徒们却紧密相连，彼此相顾。在他们中间，一切社会制度所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都消除了，奴隶与主人在教会内完全平等，富有的与极贫寒的都能一同坐席，分享爱筵。在彼此扶持、鼓励中他们更能抵受外来的种种压力；反过来，外来的压力只会叫他们更加团结。当时的信徒对邻舍的关怀，是很有力的见证。有些信徒信主之后，将一切的产业变卖，分给贫穷人；就如教父巴西流和安波罗修都是极富有的人，他们为了照顾受饥荒灾害的饥民，便将自己所有家业变卖。有些信徒为了照顾一些极度贫穷的人，竟愿自己禁食，把所余的分给他们。这种对别人舍己的关怀，就是敌视基督教而企图复兴罗马异教的罗马皇帝犹利安也感到惊异；因此，他认定，基督教成功的秘诀是在于基督徒对周边的人舍己的爱，而罗马异教的失败，就在于对人缺乏该有的关怀。他写信给他手下的大祭司亚撒基雅时说：“那些不虔不义的加利利人[5]，不单喂养自己的穷人，竟也喂养我们的穷人，而我们自己的穷人竟得不到我们的照顾。”这一类的途径在今天表现出来的时候包括兴办和参与各种慈善事业，比如在面对人们有需要的时候教会参与奉献，在面对弱势群体的时候教会给予关怀，在面对自然灾害有重大损失的时候教会可以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到救助的工作之中。

    另一类是对人类社会的关怀，包括对关怀社会问题，对社会事务进行分析，表达教会的看法和观念，提出必要的劝告和建议。这一类的社会关怀的方法要晚很多时间才出现，从19世纪末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才日渐增多。包括基督教伦理学中所探讨的问题范围也逐渐扩大，其中会包括战争伦理、家庭伦理、自然环境、民主法治、劳资问题、安乐死、生育堕胎、参政议政、职业道德、政教关系、敬老终极关怀，等等。只要是世界各地高层人士，无论是政界、学界、科技界所讨论的前沿问题都在教会讨论的范围之内。

    教会在关注社会的时候应该说具体的对象有很多，而在具体关注的时候，往往很多内容是不受欢迎的。教会在关注社会的时候方式方法和具体的做法是多种多样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的时候教会也可以用宣言、倡议、决议、声明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有时教会可以通过诸如人大、政协等途径进行参政议政向政府提出宝贵的意见让政府能够在作出决策的时候有所参考和影响。这些方法都是表达出教会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任何的世界总是存在着不平衡的，当然这与人心的基本不平衡是有关系的，同时也是因为世界的本身会有困难，诸如人本身的不足、自然的有限、天灾人祸的存在等等所带出来的苦难。所以在面对世界和社会的发展，世上的人总是会以锐利的目光提出和研究许多的问题：人究竟是什么？痛苦、罪恶以及死亡的意义何在？为什么人类做出了那么多的努力和进步以后，这一些难处仍旧会存在呢？人类在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之后所获得的成就又有什么益处呢？人对社会可能提出什么贡献呢？人又会期待一些什么呢？在面对许多的疑难问题的时候，基督徒应该站在时代的前列，基督徒应该在面对苦难疑难问题的时候给世人一个榜样，既能积极去面对苦难，同时又能有足够的承受力学习与基督一同受苦。[6]

    基督教的社会关怀还有一类应该也是可以算在其中的，那就是当基督徒有美好见证的时候，能够真实的效法基督，活出基督的形象的时候，也就可以让人看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这就需要所有的基督徒都有具体的因为真正相信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而有的悔改的经历。悔改是基督教的一个特点，是基督徒灵性生命的起点，没有悔改的人其实还不是真正的基督徒。那些在教会聚会的人也不一定是真正的基督徒，但是在上帝面前愿意真正悔改的人一定是上帝所喜悦的人。基督教并不主张，没有悔改的心，赦罪是可能的事，是以罪得赦免的教理，并不违反道德，也不抹煞道德。

    当然教会在实践社会关怀事工的时候需要有谦卑的心态，因为“教会一面帮助世界，一面由世界接受帮助。”[7]就如初期教会的时候使徒们的见证让社会上的人能够这样说：“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希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参徒4：13）包括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也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太5：16）而且耶稣所讲的好行为就是基督徒的美好见证，这一些见证一般是不在宣扬和报道的范围，总是在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中直接和间接的、潜移默化地表现出来的。因为基督教的道德伦理既是个人化的，同时也是社会性的。基督教最高的善应该就是上帝的国，而上帝的国以模仿基督为其中心实现，基督徒应该长大“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弗4：13）基督徒的自我发展当以基督为模范。基督徒所追求的，就是学像基督，这个理想也不是一种抽象的学说，而是由历史传下来的一位有历史性的耶稣。基督徒的理想乃是一个在道德范围内有创造力的人格，上帝的国要由有基督品格的人建立起来的。

    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会涉及到最初的动机和出发点的问题，基督教参与社会关怀也必不例外。无论是从圣经中、教会的观点等都可以看到教会行善的动机都是非常被重视的。从耶稣基督的教导中明显的看见这样的事实，行善一定要注重纯洁的动机和出发点。耶稣曾经谈及法利赛人的施舍。在圣经看来，行善或施舍等的事情基本上并不是一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事情。所以当法利赛人故意要叫人看见他们在会堂里和街道上行善，以为这样就可以证明自己是非常公义的。但是主耶稣说，人在施舍的时候不应该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换句话说，它应该行在暗中，使施舍的人迅速忘记所付出的一切。人如果照着这样去行的话，便把真正的公义显明在上帝面前，而不是显明在人面前。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并不是让人行了善以后不能给别人知道，耶稣一定会要求人在行善的时候要有一个纯洁的动机，不然耶稣不可能在别的经文中这样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参太5：13-16）

    在教会历史中基督教的伦理观念会因为教会论的不一样而表达着不同的思想。信义宗的创始人马丁·路德认为人的蒙恩得救的关键在于人是否信靠和信赖上帝。他的这一个主张就促使基督教的原罪论思路与模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马丁·路德看来，原罪是一切过错的根，原罪与具体的过错或者罪恶的关系就像是“根”与“树”的关系。他的伦理思想是从他提出的“因信称义”主张发展而来的。保罗关于唯有通过信仰才能称义的教导，使马丁·路德克服了中世纪形成的“善功”的制度。马丁·路德说：“只要人假定自己保有公义，人就会骄傲、自信、沾沾自喜，痛恨上帝，轻视恩典和仁慈，无视上帝的允诺和基督。”其实，马丁·路德不可能叫人不要行善，但是我们肯定的说，他的观点是希望人在行善的时候不要骄傲，不要以为做了一些好事就可以称义了，所以他的行善的思想也是涉及到需要美好的动机的问题。约翰·加尔文创立的改革宗的伦理神学所强调的主题与人对上帝和人自身的认识有关。一般来讲，改革宗伦理神学是强烈主张基督徒应该感激地回应上帝的赐予与恩典，调整自己的内在的品格和外在的行动。约翰·加尔文是非常注重行为的动机问题的。在这一点上他与马丁·路德是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提倡，如果有人相信有善心做善事就应该得救，那么这样的人就不应该称为是道德的人。人自身是无法通过道德行为得到拯救，因为宽恕是无偿的；唯有上帝的博爱和恩典才能使人成为义人，唯有上帝的恩典才能决定何人可以得到拣选。所以，做道德的人的理由或动机也是需要调整的。真正的道德益处和善工应由对上帝的善和恩典的感激而产生。上帝所需要的是人内心的回应。[8]

    《天主教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上）》之《教会宪章》第一章说到：“基督在贫穷与迫害之下，完成了救赎的工程，教会也奉命走同样的道路，为把救赎的成果贡献给人类。耶稣基督‘虽有天主的地位，却舍弃了自己的一切，取了奴仆的形体’（腓2：6）；‘他本是富有的，却为了我们变成了贫穷的’（林后8：9）。同样的，教会为执行自己的使命，固然也需要人为的工具，但它不是为寻求世间的光荣而设立，而是为了以身作则，宣扬谦逊与刻苦。基督由父遣来‘向穷人宣布喜讯，医治忧伤的人’（路4：18），‘寻找并拯救迷失的人’（路19：10）。同样的，教会也爱抚所有受苦的人们，而且在贫穷受苦者身上，体认其创造者的贫穷受苦的真像，设法减轻他们的困难，在他们身上去侍奉基督。”这一段话语中可以看见真正服侍人群的出发点或动机是侍奉基督。[9]

    而且基督徒在从事社会关怀的时候一定要留意，教会关注社会的目的并不是做了一些事情而已，更为重要的就是为促进人的尊严得到普遍的尊重。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应该受到尊重和服务的。我们有时也有必要为我们忽视传福音和社会关怀，为我们有时认为传福音和社会关怀是相互排斥的而表示忏悔。虽然与人和解并不等于是与上帝和解，社会行动并不是布道，政治解放并不是救赎，但是我们承认，布道和参与社会政治都是基督徒的责任。二者都是我们关于上帝和人的教义，是我们对邻居的爱、我们对耶稣的顺从的必要表达。

    社会关怀中也要注意遵行耶稣所讲的话语：在最小的事上要忠心，就如《路加福音》16章10节主耶稣所讲的话：“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不要以为一件小的事情而又是人们所需要的事情而不为。特雷莎修女曾说：“我们不能有什么大作为，我们只能以大大的爱去做小小的事情。”确实如此，只要基督徒用伟大的爱心做一件小小的事情，上帝就会接过去做出五饼二鱼饱五千人的大奇迹！

    反过来说，一种好的纯洁的动机直接会影响一件事情的结果。我们无论是在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信息，或者是教会去进行各种各样的社会关怀，都不能忘记要顺服上帝的旨意，在动机上要讨主耶稣基督的喜悦。哪怕是我们在说“荣神益人”这句话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也就是说不要让“荣神益人”这一句话仅仅成为我们的“动机”而已，“荣神益人”应该成为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而自然见证出来的一种美好的结果。

    当然，教会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许多具体的关怀表现是很难评估的，其中原因有很多，首先是耶稣基督曾经对门徒们说过：“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太6：1-4）其次是教会的社会关怀不可能通过行政、立法或者司法等手段发挥作用，因为其作用基本上完全是局限于伦理道德范畴的，同时也局限于世上的人是否对其呼吁和主张的回应。再次是基督教所表示出来的社会关怀方面的见证是无法统计的，就算是基督教有年会工作总结，各级基督教两会通过全委会报告工作，但是大量的基督徒的美好见证根本就不是在这样的途径中可以让人统计或知道的，所以基督教的社会关怀极其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往往是做在暗中又是影响在明处的。当然还有一个困难就是与教会本身各样的实力也是有关系的，因为当教会需要参与社会关怀事工的时候，不仅需要观念的更新，也需要实际的方法、途径和资本。

    尽管如此，对于基督徒参与社会关怀的事工不能忽视的一个标准就是鼓励基督徒做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不能忘记圣经中使徒保罗的教导：“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参弗4：1）这是可以引导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实践的圣经要求。

1、丁光训著，《丁光训文集》，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1998年9月第一版。

2、王秀美著，《当代基督宗教社会关怀——理论与实践》，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06年12月第1版。

3、马特生著，谢受灵翻译，《基督教伦理学》，台北市道声出版社出版，1999年3月初版二刷。

4、[德]卡尔·白舍客著，静也、常宏等译，《基督宗教伦理学》，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发行，2002年6月第一版。

5、《天主教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文献（上）》，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出版发行，1998年5月。

6、[德]约瑟·何夫内尔著，《基督宗教社会学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6月第一版。

7、2011年第一期（总373期）《天风》，中国基督教两会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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